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拐卖绑架妇女新增强制报告与排查制度

发布时间：2025-07-08 10:04:21 来源：以己度人网 作者：知识

记者 | 程大发

时隔17年，妇女法修妇女《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迎来“大修”。权益强制2022年4月18日，保障绑架报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订对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制定，拐卖2005年曾进行过一次全面修订，新增2018年又对一些表述做了小范围修改。排查

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制度广东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游植龙向界面新闻介绍，妇女法修妇女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权益强制发展，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也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保障绑架报告原有的订对规定已无法适应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全面要求。同时，拐卖随着民法典的新增正式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排查相关制度也需要及时进行修改、衔接。

2021年12月，《草案》一次审议稿提请全国人常委会审议，并于会后公开征求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通报，《草案》一审稿收到超过42万条意见，此外，还收到近三百封群众来信。2022年4月14日，臧铁伟在记者会上介绍：综合各方面意见，《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突出了对妇女人身权、人格权的保护，包括增加强制报告与排查制度。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介绍，在《草案》一审稿及之前，社会各界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讨论并没有过多聚焦到妇女被拐卖的问题上来，也没有特别强调过强制报告制度，直到2022年1月底，一些妇女被拐卖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大家才发现这是个被忽视的妇女权益保护热点议题，所以马上就引起了大家对拐卖问题的深度反思和讨论。”

因此，根据目前披露的内容，此次《草案》二审稿中的强制报告制度，主要针对拐卖、绑架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以明确其处置方法和责任划分。

据中国妇女网报道，《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 “住宿经营者应当及时准确登记住宿人员信息，健全住宿服务规章制度，加强安全保障措施；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同时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依法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此前，强制报告制度主要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家暴法》中出现，其适用对象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吕孝权认为，《草案》二审稿“将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纳入强制报告的对象中来，这是一个突破，但仍然不够全面。“是不是也应该适度拓宽到性骚扰、性侵犯等领域呢？还有一些妇女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她可能因为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给自己维权，是不是也应当考虑纳入强制报告的保护对象中来？”他说。

吕孝权介绍，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家暴法》的实践来看，强制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和彻底，一方面受观念阻碍，另一方面，“强制报告制度设计本身是存在缺陷的，比如说它没有刚性的法律责任机制为其保驾护航。” 

以《反家暴法》为例，根据《反家暴法》第35条规定，在反家暴工作中，对未依法履行强制报告制度的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首先，严格来说，‘处分’应当不是法律责任概念，而是党纪政纪追责概念。其次，‘处分’责任的承担对象必须是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且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而如何界定严重后果，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适用标准。就目前的公开报道来看，因为未履行反家暴强制报告义务而被追责的案例不是很多。”吕孝权说，从目前《草案》二审稿的规定看来，在反拐卖妇女问题上，强制报告制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施行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吕孝权认为，强制报告与排查制度能够有力地推动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施行，但从目前的规定上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认为，一方面是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明确列举了负有反对拐卖妇女责任的职能部门和机构，但还应当将医疗机构一并列举进去，“在后面加一个‘等’字更严谨”；另一方面，他认为目前二审稿对于排查制度的描述有待商榷。

《草案》二审稿规定，“妇女联合会应当发挥其基层组织作用，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排查，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解救工作。”同时规定，前述主体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从资源、职能、权威性等各方面考量，排查的牵头机构都应该是公安机关。”吕孝权认为，“妇女联合会作为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群众组织，更适合发挥积极组织、协调、协助、督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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